種子 電影拷貝變“廢”為寶

整齊鋪在文獻中心一間大廳地毯上的膠片拷貝，仿佛一塊試驗田裡的種苗。當年，它們差點進了廢品收購站。

“修復老影片並創造意義”，這句座右銘凝結了井迎瑞幾十年來的心血。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博士畢業回到臺灣後，他長期奔走於兩岸搜尋散落民間的電影實物資料，並一手創辦了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帶領研究生投身膠片電影的整理修復工作。

即便經驗豐富，一次性收藏、轉運、保管這麼多拷貝，還是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幾經周折，500餘部拷貝滯留廣州3年時間，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家”。無奈之下，井迎瑞只能拜託廈門的台商朋友找地方。

此前，井迎瑞曾多次受邀到廈大講課，結識了廈大人文學院李曉紅副院長、張艾弓教授。拷貝運抵廈門後，經過李曉紅等人的牽線，時任廈大人文學院院長周甯及廈大校領導不僅承諾安排場地保管這批拷貝，還鼓勵井迎瑞幫助學校創辦特色化的影視學教育。

在人文學院推動下，井迎瑞將500多部拷貝如數捐出，廈門大學翔安校區圖書館則辟出5000多平方米的一整層空間進行保管，並於2014年設立國內首座兼具展陳、保護、修復等多重功能的音像文獻中心和電影博物館。經過幾年的建設，這裡已經成為一座擁有近萬部電影拷貝，上百台放映機、整流器、示波器、配電箱，以及一整條膠片洗印生產線的博物館，兼具電影文獻資料陳列、保護、修復以及展示、研究、教學等多重功能。

生根 膠片時代的“諾亞方舟”

對井迎瑞、李曉紅等人來說，搜集藏品的過程也是一次次對中國電影的審視。數位技術興起後，膠片時代的大批電影設備、拷貝迅速喪失市場價值。“我們收藏的洗印生產線，是某電影發行公司2006年購入的。剛買回來，技術革命就席捲了全行業，生產線還沒使用就廢棄了。”李曉紅說。

在香港，膠片電影遺存的保護修復同樣面臨困境。“每部電影拷貝由專人修復並數位化，最少需要兩三個月”，李曉紅介紹說，這讓大量承擔此項工作的美亞娛樂資訊有限公司難堪重負。經過協商接洽，美亞娛樂與廈大一拍即合，在2016年4月向文獻中心捐出生產製作和擁有版權的200多部電影膠片母盤與拷貝，以及一批電影膠片處理設備。

打動美亞娛樂的，是井迎瑞一整套成熟的典藏、修復經驗和技術，以及廣闊拓展空間。來到文獻中心後，他並未滿足於電影資料的保管，而是作為廈大一名訪問教授，手把手帶領戲劇與影視學研究生從事修復工作，還把台南藝術大學的研究生帶來交流經驗，“想把這裡建成兩岸電影音像文獻保護修復的‘現址博物館’”。

開枝 影像記憶促兩岸融合

在文獻中心開闊的大廳中，除了琳琅滿目的各色設備和拷貝，還張貼著幾張大幅海報，上面“新富春山居圖，何時合璧展出”的醒目口號，點明了井迎瑞心中“更大的意義”。“在影像資料之上，我們追求一種與歷史相處的方法。我希望通過影像的再生和重現，推動以歷史、文化為核心的兩岸融合。”井迎瑞說。

“早年的電影製成母盤後，一般只洗印五到六部拷貝，由跑片員帶到各地放映。”李曉紅說，拷貝一旦損毀或遺失，就意味著一部影片的消逝。“如果影像重見天日，電影史可能會被重新認識，這就是電影‘考古’的價值。”

據介紹，《薛平貴與王寶釧》是電影史公認的首部35毫米膠片規格的閩南語電影，但這部老電影此前一直找不到可供複製的拷貝。2013年，該片的一份完整拷貝在臺灣苗栗一座垃圾場“出土”，但已面目全非。井迎瑞帶領團隊科研攻關，耗時3年終於完成修復工作。

而今，類似的大規模考古修復工作，正在台南和廈門兩地齊頭並進。“膠片裡包含著一個時代的影像記憶。”井迎瑞表示，通過共同保護、修復電影膠片，兩岸學子可以更加瞭解彼此，倘若這批資料能夠“合璧”展出、放映，“對電影史而言，意義不亞于當年《富春山居圖》的圓合展出，兩岸社會可以通過電影走進對方的過去，啟迪共同的未來”。

“文獻中心將進一步向公眾開放，廈大也正在戲劇與影視學學科和文獻中心的基礎上，積極推動電影學院的創建。”李曉紅介紹說。

而今，金雞百花電影節的落戶，為廈門電影產業和文化事業帶來全新的契機和更廣闊的平台，文獻中心團隊已著手謀劃電影文獻資料保護學術論壇、兩岸老電影展映等一系列預熱和配套活動，並獲得中國電影家協會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