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發達的五個宏觀指標

    以上依據產業鏈的服務分工細分的十大生產性服務業基本上在各個國家都是一致的，這些服務業的發展是有統一的衡量標誌和指標的。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生產性服務業包括為生產活動提供的研發設計與其他技術服務，貨物運輸、通用航空生產、倉儲和郵政快遞服務，資訊服務，金融服務，節能與環保服務，生產性租賃服務，商務服務，人力資源管理與職業教育培訓服務，批發與貿易經紀代理服務，生產性支援服務，共十大類。

    這十大類和製造業強相關，製造業的各種附加值、服務性附加值都是由它來代表，這一塊如果不到位，生產製造的產品就不會高端化。目前，我國雖然製造業規模佔全球比重的30%，但與製造業強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卻相對滯後，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位勢不高的根源正在於此。

    具體到了每個產業鏈，蘋果產業鏈、華為產業鏈，都可以根據這個產業鏈詳細地瞭解這十大服務業在幹嘛。但就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來說，是可以用宏觀上的五種指標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進度、發達程度進行衡量的。這五個指標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每個城市都可以統計，統計出來的結果基本上就可以反映這個國家、這個地區、這個城市技術創新的生態環境、科研創新的能力高低，新質生產力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地方茁壯成長，或者成長緩慢發展一般般，或者根本就無法成長，都與這些指標有關。這五個指標非常重要。

第一個指標，這個國家、這個地區、這個城市生產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

    越是發達的國家，生產性服務業的比重越高。越是相對不那麼發達的國家，服務業的比重就越低。比如說美國，美國這些年生產性服務業佔美國GDP的50%，是美國GDP板塊裡最大的一個板塊。美國的GDP裡農業有2%，工業有18%，服務業有80%。

    有時候會調侃美國，說美國脫實就虛，服務業裏面有虛假。例如美國人將其在自己家庭裡看護小孩和照顧老人的家庭婦女折算成工作人員，看護小孩、老人和照顧家裏相當於工作應該拿到工資。假設有500萬個家庭婦女折算變成500萬個就業人員，一人一年按10萬美元收入，即5000億美元。這可以算作很大的數值。因為中國人不會將家庭婦女在家裏的勞作當作GDP計算，所以有不同的認知。

    還有美國老百姓買下的產權房作為自己的居住房，是不用付房租的，但是國家統計GDP時，會假定你是租住的房屋，相當於自己租給自己，也會折算成一種GDP，他把這個一統計，也會多統計出幾千億美元。

    我國的確和美國不同，是兩個不同文化或者不同管理方法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可以說他有虛數的。但這都是生活性服務業，到今天為止，沒有聽說哪個專家分析美國的生產性服務業裡有虛假水分的。

    我們要看到，美國的服務業，在80%的GDP裡，其中三分之一是生活性服務業，三分之二是生產性服務業，也就是佔GDP總量80%的服務業中有三分之二是生產性服務業，80%的三分之二就是53%，所以大致可以說美國GDP的50%是生產性服務業。

    而歐盟作為發達國家的組合體，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是78%，78%裏面有50%是生產性服務業，也就是GDP裏面有39%大致算40%是生產性服務業。

    去年，我國GDP中服務業增加值佔54.6%，服務業中50%是生活性服務業，50%生產性服務業，也就是說GDP中生產性服務業佔比27%左右，和歐洲的40%，和美國的50%比，差距較大。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最大的短板之一。換言之，我們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如果我國能將生產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由27%提高到35%，增加8個點，在我國126萬億的GDP裡就是10萬億的增加值，折算成銷售值就會是30萬億。30萬億的生產性服務業，絕對會增加幾千萬服務業就業崗位，這些就業崗位就會將我國目前房地產中過剩的寫字樓全部填滿。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房地產業中的寫字樓過剩問題的關鍵是長遠地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這裏有個概念，生產性服務業決定製造業的利潤多少、產業附加值高低、GDP的含量。比如說蘋果在中國一年一共生產了1.7億部手機，1部手機賣1000美元，總銷售額是1700億美元。由於中國綜合製造成本較低，蘋果手機在中國有40%左右的稅前毛利，1700億的40%就是680億美元。

    蘋果沒有出一分錢搞固定資產投資、生產線建設和硬體製造，也沒有出一分錢的流動資金買零部件來搞組裝，憑什麼每年在中國的680億美元的毛利中大體要拿走510億美元、拿走四分之三，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拿走170億美元也挺高興，因為整個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就是7%，幫蘋果打工能拿到10%，大家還蠻高興的。京東方的螢幕被蘋果選上了，京東方的股票也會往上漲一點，因為效益好嘛。

    蘋果憑什麼就能拿走75%的利潤，因為蘋果產業鏈的研究開發、物流配送、市場准入、檢驗檢測、綠色低碳、數碼化賦能、金融清算、銷售及售後服務都是他管的，是提供十大生產性服務業的總龍頭。誰負責了十大生產性服務業，誰就是這個產業鏈的鏈頭、含金量價值的堆積者和產業鏈的靈魂，所以它的專利要收費、它的服務要收費、它的各種其他的服務項目都要收費，最後生產性服務業決定現代製造的含金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華為一年的總產值有7000多億元，無論是手機還是伺服器、路由器和5G基站，他們都沒有自己製造。華為東莞松山湖基地、上海青浦基地，包括在全球、全國其他地方的總計20萬名員工，幾乎都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工作人員，不搞製造，具體的製造都外包給別人。7000多億元產值中，有1000多億元的利潤，是中國各種企業利潤最高的。每年拿出1000多億元作為研究開發費，相當於7000多億元的20%。這麼大比例和大額度的研發經費，實際上投入到了十大生產性服務業的全部業務開發中。

    剛才提到的蘋果，蘋果每年將生產性服務業輸入到我國，最終獲得510億美元的毛利，這相當於中國人購買了它510億美元的服務。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人將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輸入到其他國家，將大量的工業製造放在世界各地，而世界各地製造出來的產品附加值利潤的2/3到3/4被他拿回去。拿回去之後GDP並不算在美國，而是算在那個國家。例如蘋果在中國所獲得的510億美元利潤肯定算在中國的GDP上，而他們把利潤拿回去並不算在美國的賬上。

    去年，美國的GDP是27萬億美元，它的生產性服務業輸出到世界，變成利潤拿回去這一塊，如果拿回去2萬億，這2萬億根本沒有算到它的GDP，實際上又是它的效益。從本質上看，27萬億GDP的含金量相當於29萬億或者30萬億美元。

    如果一個地方生產性服務業比重較低，儘管這個地方的製造業規模大，一定是二流、三流水平附加值較低的產業體系，生產出來的產品含金量不高。如果該地區工業規模較大，產品附加值極高，但生產性服務業較低，那麼一定有協力廠商在向該地區輸入生產性服務業，從而提高產品價值，產生的大部分利潤就被輸入生產性服務業的企業拿走了。

    中國式現代化，沒有自己發達的生產性服務業，只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即使工業產值是全世界30%，它的大塊利潤也是被人家拿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現代化生產體系、生產力體系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最大的短板就是生產性服務業，並非是製造業。我國的製造業規模已經達到世界最大，硬體製造能力也不差，說製造業大而不強，其原因就是諸如研究開發的生產性服務業不到位，因此大家由此要想到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性。

第二個指標，服務貿易占進出口貿易的比重。

    一個國家的進出口有貨物貿易，也有服務貿易，服務貿易包括生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國際化活動，生活性服務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只要一跨國就叫服務貿易，在國內就是服務業。

    當今世界有一個特徵，最近三四十年，服務貿易越來越發達和國際化。40年前，整個世界的貿易量中，服務貿易只佔全部貿易的5%，現在要佔30%。去年，美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6.88萬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5.16萬億美元、服務貿易1.72萬億美元，服務貿易佔比為25%。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6.81萬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5.94萬億美元、服務貿易0.87萬億美元，服務貿易佔比只有14.6%。歐盟27國2022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是5.58萬億歐元，其中貨物貿易3.15萬億歐元、服務貿易2.43萬億歐元，服務貿易佔比為43.5%。

    從這些對比的數據中不難看出，我國的服務貿易比重偏低，結構也不好。我國的服務貿易大都以生活性服務貿易為主，比如旅遊接待，外國人來旅遊，住賓館、到旅遊景點要付費，屬於生活服務業的出口。反過來，我國進口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比如惠普、微軟、蘋果，他們將生產性服務業注入到了我國的生產基地，形成了對我國的服務貿易的出口。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貿易是含金量比較高、人才密集、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服務貿易，而旅遊接待的服務貿易是勞動密集、含金量比較低的服務貿易。

    中央反覆強調要把服務貿易搞上去，2020年9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國際服務貿易大會，習近平總書記發表講話，中央7常委、國務院領導、各部部長和各省省長悉數參會，商務部印發了《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出臺了122條促進服務貿易的創新措施。2021、2022、2023年的9月份連續召開如此規格的大會，並且確定今後每年召開一次，可見黨中央國務院對服務貿易的高度重視，同時也說明服務貿易的重要性。

    開會部署和出臺創新措施的基礎和核心就是要把國內的生產性服務業搞上去。如果我們國內生產性服務業上不去，這個服務貿易規模哪怕做大了，也是外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大量輸入中國，使得中國製造含金量提高，這是只長骨頭不長肉的事情，效益是人家要拿走的。

第三個指標，服務價值占高端裝備、高端產品終端價值的比重。

    當今世界，所有的高端的裝備及終端產品的價值，50%可能是硬體製造的價值，還有50%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服務價值。比如一部手機賣了7000元，可能3000多元是硬體製造的價值，還有3000多元是軟件、作業系統、晶片內置的程式、各種專利體現的價值。拆開來，這些服務是看不見的，組合在一起，手機的靈魂就是這些服務，所以它的含金量佔40%~50%、50%~60%，這些服務的具體表現就是剛才說的十大生產性服務業，嵌入到產品中，它們的價值就在製造品裡裝進去了。

    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高檔製造品中服務價值的比重，如果這個比重在40%~50%以上的，當然是高端，這又是一個指標。(*)

第四個指標，代表新質生產力的獨角獸企業佔比。

    資本市場是服務業市場和金融市場，其中美國獨角獸企業的市值佔資本市場總市值的30%。美國資本市場總額有40多萬億美元，30%即12萬億美元的市值折算成人民幣約為90多萬億元或者100萬億元。

    目前國內股票市場總市值為70萬億元人民幣，包括科技創新類板塊，將其視為獨角獸，在股票市場中，其市值不到10萬億元。去年，中國資本市場中排名前十市值的公司，6個金融企業，1個酒類企業，1個石油化工企業，1個通信企業，1個製造業企業。

    而美國前十大上市公司中7個高科技企業，1個金融企業，1個製造業企業，1個石油化工企業。美國這7個高科技企業都是數碼技術+高端產品形成的巨無霸，體現近十年來的新質生產力，所以這也是一個標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國代表新質生產力的獨角獸企業佔比並不高。

第五個指標，全要素生產率拉動GDP增長的比重。

    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裡提到，新質生產力的時代標誌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如果全要素生產率達到GDP增長動力的50%以上，是新質生產力發展良好的社會標誌和宏觀經濟指標。

    以上講了10個生產性服務業和體現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發達程度的5個宏觀的經濟參數。當我們推進新質生產力，只要推進成功，那麼這些宏觀的參數一定會亮麗。反過來，能夠把一個地區的這5個宏觀的參數關聯的行業、產業做好，這個地區就形成了技術進步的氛圍，這個地區的新質生產力就會發展。

    比如你到矽谷，你把這些參數一算，就知道他們很厲害。美國幾十年的獨角獸企業產生、新質生產力發展基本都在矽穀發生，就知道不是沒有原因的。在這個意義上，十大生產性服務業加五個宏觀的服務體系指標，其實就代表了新質生產力能夠順利發展的生態環境。

第四部分，新質生產力對應的產業組織方式及企業運行模式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產業組織方式。比如農耕時代，基本上分工不那麼具體，製造業採用作坊式，一個家庭幾個人，一個師傅帶幾個徒弟，小而全大而全，製作的是簡單的工具、鋤具等。一家人做紡織，什麼都能幹出來，因為這個東西本身就不複雜。

    到了現代工業化時代，產業分工越來越細化，這個時候公司制就誕生了，公司制是對農耕時代作坊制的一個升華，公司相對於作坊，結構複雜度提升、產業組織方式精細和生產效率提升。在工業文明的公司制時代，根據公司的發展演進，又可以把它分出五個層面的企業組織或者產業組織的業態模式：

第一種，大而全、小而全的公司。

    最初的工業文明時代，公司制分工儘管也細化了，但是，一個公司裡細化一點就是幾個車間，或者是三五個部門，反正就是在公司內部，還是大而全、小而全。

第二種，三國四方托拉斯企業。

    就是幾個各自具有核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形成三國四方托拉斯的聯合，這種聯合是利益的聯合，是不同的技術能力互相合作的聯合。三國四方的七八個企業，每個企業都是各自領域、行業的領頭羊。托拉斯所需要做的事情只有靠七八個企業合作才能完成，誰也不是產業鏈的龍頭，誰也不是龍尾，大家可以平起平坐在一起合作。這種模式，至今在石油化工系統、鋼鐵產業系統還有這種托拉斯模式。

    例如美國休斯頓墨西哥灣的化工區，比利時和德國萊茵河邊上路德維希港的化工產業集群、新加坡裕廊島上的化工產業園、上海漕涇的化工產業園、重慶長壽化工產業園，包括巴斯夫在廣東湛江正在投資建設的化工集群項目，都是幾個國家的世界級的巨頭企業合作，在這個產業鏈集群裡，都是世界級巨頭，你有你的長處，我有我的長處，我們互相資源優化配置，形成一個托拉斯。往往這種托拉斯一形成，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沒有人向他挑戰，生產穩定，效益一直很好。

    比如，上海漕涇通過招商引資有了一個三國四方的托拉斯項目，國家審批項目的制度都為之進行了改革。1998年前的國家審批制度規定，1億美元以下的項目由地方省級政府審批，1億美元到2億美元的項目由國家發改委審批，2億美元以上報國務院審批。托拉斯項目最大的特點是5個公司同一天簽約、同一天開工、同一天竣工、同時運行，互相離不開互相的。

    這種項目在招商時，本著誠信的原則，上游招中游、中游招下游，背靠背招商，你和東說西、北、南都同意了，和南說東、西、北都同意了，和西說東、南、北都同意了，和北說東、南、西都同意了，轉來轉去大家都說同意了，同意了有一天把大家叫來一起簽約。這種三國四方的托拉斯，每個企業的每個項目投資都會超過2億美元，如果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報告、開工報告三個環節都要報國務院審批，5個企業的5個項目就各有3個環節需要國務院批轉，要出十五個文件。我當時在上海任經委主任，覺得批十五個環節肯定會影響項目進度。因此向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的曾培炎同志做了匯報，希望能改變審批方式，他聽了以後認為有道理，就寫了一個請示報國務院，並得到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同志的同意，改革了審批方式。

    這種三國四方幾個跨國公司巨頭組合在一起的托拉斯項目，國務院只批一個綜合性的項目建議書，把5個公司共計100億美元的項目建議書放在一起批。批覆以後，5個公司各管各的可行性報告、開工報告，由上海市政府報國家發改委審批即可，這樣工作效率一下就提高了。這個項目搞起來以後，我們國內類似的項目都延用這種簡化的審批方式。這種大項目審批方式，對於那些複雜的以托拉斯的方式運行的跨國公司項目是很有效率、非常成功的。

第三種，產業鏈外包和產業鏈集群。

    隨著分工的細化，就會出現一個產業，龍頭企業做30%~40%，60%~70%的產業鏈外包。比如一個汽車公司，發動機、變速箱、底盤、車身四大總成自己造，七八千個零部件外包，形成一個產業鏈集群。冰箱、空調、洗衣機基本也是這樣，品牌公司做核心零部件和總裝，其餘零部件外包。進一步地發展到了二八開，比如說電子產品，部件都比較小，零件碎片化，龍頭企業自己幹20%，80%都外包出去。

第四種，鏈頭企業只做生產性服務業，製造全部外包給代工龍頭企業，形成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一體化的產業鏈集群。

    比如蘋果、惠普、微軟、華為，產業鏈十大生產性服務業都是它管，就做「鏈頭」，全部製造業都外包給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仁寶、緯創、華碩、和碩等。台灣的十大代工企業，近20多年代工了全世界每年電子產品產量的75%左右，非常了不起。

    各地在招商引資的時候，一種是直接和蘋果、華為這種鏈頭企業去談，同意了就幹，代工龍頭企業會跟著鏈頭企業的指揮棒來的。第二種，代工龍頭企業也能做半個主，就和代工龍頭企業富士康、廣達、英業達、仁寶、維創等等談好了願意放在你這，它去說服鏈頭企業把產品放過來，一放就是上千億的產值。

    因為台灣這些企業把全世界電子產品的75%代工代下來，抓住一個就一大堆，這又是一個情況。代工龍頭企業也有指揮棒的作用，一個電子終端產品往往有上千個零部件，代工龍頭企業幹總裝和10%、20%的零部件，80%、90%的零部件往往是通過水準分工，選擇分佈在全球各地的各種工廠加工生產的，為了高效集約、降低成本，把分佈在全球各地生產80%、90%的上千個零部件企業通過水平分工加垂直整合的方式整合在方圓100平方公里或者1000平方公里的空間裏佈局，變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也就是市場一頭在外，但生產基地在中國。

    一般來說，「兩頭在外」的運行方式的生產基地必須在沿海，從外面進來到沿海加工完就出去。「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運行方式，生產基地既可以在沿海也可以在內陸，因為內陸也好，沿海也好，這一頭都是一個集群，加工完出去。近十年，我國不斷強調國內產業鏈要擴鏈、強鏈、補鏈，形成了製造業產業鏈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經過十年的推進，中國的產業鏈出現了深刻的變化。

    總之，大家可以看到2010年以前的20多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產品50%的生產方式是加工貿易，是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35%是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一般貿易，還有15%是原材料、初級產品的進出，和製造無關。

    最近十年，我國的進出口產品中只有不到20%是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70%左右是一般貿易的進出口，10%左右是農產品和初級產品。講這個意思，中國製造業擴鏈、強鏈、補鏈的話不是套話，真幹了十年，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方式轉變成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一般貿易，形成了零部件製造企業水準分工加垂直整合一體化的製造業產業鏈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