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重慶市長黃奇帆。（資料圖片）

    《香港01新聞網》11月19日訊，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2024年8月28日在中山大學演講，以下為演講內容：

    當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新發展格局下，我國正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地跟世界合作，向世界開放呈現出了新特徵。在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國的對外開放取得了重大新成果。在新發展格局下，黨的二十大部署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五大新任務。

壹、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實現強國戰略的必然要求

>> 什麼叫作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循環，如果進出口貿易（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佔GDP的比重在60%以上是以外循環為主體，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在40%以內則是以內循環為主體。

    中央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對於我國來說是重要發展戰略。我國從1950年到2050年這100年的時間裡，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三種類型。

    第一個階段，是1950年到1980年，我國經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內循環。當時之所以封閉，不是我們不想開放。由於很多國家都對中國進行經濟、社會、科技、貿易等全方位的封鎖，想開放開放不了，每年進出口貿易佔GDP 不到 10%，所以那個時候是以相對封閉的內循環為主。

    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到黨的十八大之前，是一個以外循環為主牽引內循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經濟運行特點是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循環為主，通過「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經過近 30 年的改革開放，2006 年中國進出口貿易佔 GDP 的比重達到71%。

    第三個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審時度勢、順勢而為，提出了經濟發展新常態，並著力推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擴展經濟的內生動力，我國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進一步逐年下降，2016年降到了38%，形成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 為什麼現在要構建新發展格局？

    這裡面有一個經濟發展的邏輯。2013年，中國的貨物貿易達到世界第一，佔全球貿易量的30%，非常大的基數，如果每年還以百分之十幾的量增長，增量這塊比許多國家全部貿易總量還多，很容易引發國際貿易摩擦。

    此外，2010 年中國勞動力進入拐點，同時我們土地成本、各種要素成本和生態環保要求成本提高，再靠消耗大量資源，搞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已比較吃虧、不合時宜。

    再有是最重要的，全世界近80年的經濟發展有個邏輯，發展中的大國總是以進出口貿易的外循環為主，拉動自己的經濟發展，世界經濟強國一定是以內循環為主。比如美國，從1950年到現在的70多年裡，任何一年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從來都在30%左右。2022年，歐盟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就是35%。

    日本經濟則分兩段，在1945年到1975年產業重新振興的過程中，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拼命依靠國際市場來拉動自己，這一階段貨物貿易佔68%左右，服務貿易佔 7%左右，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達到75%，以外循環為主。1975年以後，日本進入世界經濟強國行列，到現在40多年時間，這一階段每年的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5%左右。

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大國成為強國過程中的必然選擇。

    現在試想一下，如果我們2016年還是70%以上的進出口貿易比重，2017年特朗普上臺打貿易戰、加關稅，拜登搞封鎖、脫鉤，再遇上新冠疫情，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進出口貿易比重從70%降到現在的38%多，國民經濟就會很被動。但是我們在2016年已經自主降到了38%，並且2017年到2023年連續7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始終保持在38%左右，保持了堅定的韌性和抗衝擊能力，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穩如磐石。

    2006年到2010年是被動調節，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美國、歐洲購買力下降，我國出口受到較大衝擊，到201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降到了55%；2011年到2016年是主動調整，2016年降到了38%，10年時間從71個百分點降至38個，新發展格局悄然形成。但是，保持進出口貿易總額佔GDP的比重在40%以內，只是新發展格局的框架比例，要真正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內涵，還要有五條：

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形成自立自強科技創新能力；

二、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發揮中國大市場的規模優勢；

三、要通過擴鏈、強鏈、補鏈，形成一頭在內、一頭在外，上中下游產業鏈垂直整合一體化的製造業體系；(*)

四、要提高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要顯著提高；

五、建設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這些內涵，將在中國正在推進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得以實現。

貳、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對外開放出現了五個新特徵

    在新發展格局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實際上並不妨礙開放。中央提出來的戰略，是在新發展格局下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高水準對外開放。中國這10年的開放和過去40年的開放既一脈相承，又呈現出新發展格局下的五個新特徵。

一、在投資政策上，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投資

    從過去幾十年的引進外資為主，轉變為既鼓勵引進來，也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投資。據統計，1979—2012年這34年裡，中國境外投資一共約5000億美元；而僅在2017—2021年這5年時間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就達到了約7700億美元。引進來、走出去雙向投資的特徵已經很明晰地顯現出來了。

二、在貿易政策上，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並重

    從過去幾十年的擴大出口為主，轉變為鼓勵出口和增加進口並重。當今世界，出口大國未必是經濟強國，因為出口的貨物可能是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來料初加工產品。而進口大國一般都是經濟強國，進口所需的外匯可能來自技術和服務等貿易順差，貨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成為世界貨幣，也可與各國直接結算。

    另外，我國關稅總水準已降至7.3%，今後還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這樣好處是：(1) 可以直接降低消費者進口成本，有利於產業轉型升級，增加群眾消費福利；(2) 有利於增加進口，促進實現進出口平衡，為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創造條件；(3) 有利於在經貿談判中佔據主動，進口規模大了，我國在世界經濟舞臺的話語權自然也大了。中國在2021年超越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費市場。這都跟我們市場規模大、降關稅和增加進口有關。

三、在區域開放政策上，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

    從過去幾十年的沿海地區開放為先為主，轉變為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2010年以前，我國各類國家級的開放措施都是從沿海開始的：(1) 20世紀80年代初期推出的14個開放城市、27個經濟技術開發區都在沿海；(2)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推出的五大特區都在沿海；(3) 20世紀90年代推出的新區開發——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也都在沿海。黨的十八大以後，新的開放措施都是東西南北中一體化開放。在內陸批准了12個新區，沿海增加了5個，再加上原來的上海和天津，現在全國一共19個新區。又如，保稅區也從沿海推廣到了中西部地區。

    本質上，開放是一種理念、一種制度、一種辦事的方式，和區位元無關。德國在西歐的中部，誰能說德國社會開放度比西班牙開放度低？中國過去的開放是以沿海為主，現在轉向沿海沿邊內陸協同開放、整體開放。

四、在產業政策上，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

    從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的貨物貿易為主，轉變為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共同發展。以往，中國引入的外資主要集中在工業、百貨、建築業和房地產等產品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領域；但對金融業、服務貿易等無形領域，如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和證券公司，以及教育、醫療、服務業和文化藝術等約束還有很多。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對服務業、金融業和工商產業的外資企業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競爭中性等，實現全方位、寬領域、多管道開放。現在中國開放度越來越高，開放策略已經轉變為寬領域、多管道、全方位的一種新模式。

五、在全球外貿秩序治理方面，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

    從融入和適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為主，轉變為積極參與甚至引領國際投資和貿易規則的制定修訂。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國際貿易國，不管是投資領域還是貿易領域，中國都有重要的影響力和發言權。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要積極地參與對國際貿易規則的修改，一起參與談判確立國際貿易規則中新的制度，所以中國不僅是適應現行的國際貿易規則，而且開始介入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和修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中國現在是WTO的全面支持者，也是WTO改革的重要推進者。第二，在雙邊或者地區間自由貿易協定（FTA）新的貿易規則討論談判當中，中國既是雙邊貿易談判的推動者和積極參與者，同時也為了中國人的利益和國際貿易規則的公平合理，參與各個貿易規則的討論、談判。(*)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於2022年正式生效，標誌著目前世界上覆蓋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而中國正是RCEP談判的堅定支持者，在RCEP推進中起到了支柱性作用。已有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大家庭，這其中經濟規則的導向制定，中國起重要作用。

參、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對外經濟取得了三個趨勢性、結構性的新成就

    新發展格局下，中國對外經濟在出口產品結構、加工製造方式、引進外資總量三個方面實現了良好的趨勢性、結構性、基礎性變化：

一、出口產品的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在商品結構上發生了根本性、基礎性、基本面意義的變化。具體來說，從1980年代、1990年代一直到新世紀初，中國工業出口產品始終保持著一個特點，即70%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輕工、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等，剩下30%是機電產品。

    然而，到了2023年，中國的出口總量達到了驚人的3.3萬億美元，與2010年的1.6萬億美元相比，翻了一番左右。在這些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和電子資訊等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型產品佔比高達90%。與之相反，輕工紡織等勞動密集型產品只佔10%。這一增長的背後，是中國製造業在規模效應作用下大幅度降低的綜合成本，使得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和裝備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具備了巨大的國際競爭力。

    曾經，「中國製造」被貼上了廉價的標簽，過去我們常說「10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讓人扼腕。如今，中國高鐵、手機、電腦、清潔能源裝備、新能源車、港機、礦山機械等產品異軍突起、享譽世界，在國際產業格局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今可以換一個說法，我們用幾台大型港口起重機就可換取數億美元，用以購買大量石油、天然氣、鐵礦石等資源，或豬肉、牛肉等大量農產品。可以說，如今的出口結構與過去相比，實現了180度轉變，對中國而言無疑是一項利好。

二、進出口貿易的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加工貿易曾是中國外貿的「半壁江山」，佔進出口的比重最高達50%。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借雞生蛋」最突出特徵就是，原材料、零部件從國外進口，通過國內淺層次的加工、組合形成產品再銷售到國際市場。這種生產方式附加值低，企業的利潤也不高。

    當下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加工貿易的比重已經大幅度下降，2022年我國加工貿易佔進出口總值的20.1%，一般貿易的比重達到63.7%，其餘的16.2%為農產品、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加工貿易、一般貿易比重的變化，很好地詮釋了中國製造業生產方式的升級轉換。

    中國加工貿易從過去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已轉變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實現了原材料、零部件70%～80%在中國本土生產，形成了中國自主可控的上中下游的全產業鏈集群，生產的產品既滿足國內市場需求，也銷售到世界各地。

    生產方式的根本性變化，極大地提升了中國製造的附加值，推動了中國製造的結構優化，催生了中國產業新技術、新製造、新業態的加速「自主孵化」，以新質生產力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引進外資規模逐年增長。

    過去40多年，中國引進外資（FDI）連創新高，從1980年代平均每年20億美元，到1990年代平均每年300億美元，再到2000—2010年平均每年600多億美元，再到2011—2020年平均每年1200多億美元，再到過去幾年平均每年1600億美元，中國持續多年成為引進外資的第二大國。可以預見，未來中國仍將是外資最為青睞的目的地之一。

    許多人認為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間，外資必然下滑，因為疫情限制了出國考察和合資談判的次數。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三年期間，中國每年平均引進外資的量達到了1700億美元。2022年更是成為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引進外資最多的一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到1891億美元。

    德國總理朔爾茨、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於2022年、2023年帶著企業家代表團訪華。因為俄烏戰爭導致歐洲能源短缺、成本提高，歐洲的一些製造業企業就加大了對中國的投資，與2021年相比，2022年歐洲對華投資大幅增長70%，達到了121億美元。

    事實表明，儘管這幾年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貿易戰和新冠疫情受到衝擊，但外資對中國投資不降反增。原因很明顯，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更深層次開放政策帶來的穩定的環境，吸引了全球跨國公司來中國投資。面對近年來國際相對動盪的困境，跨國公司不得不考慮長遠發展，並尋找資源更穩定、市場更大的新投資地，中國恰好成為他們的理想選擇。不管是從投資環境、營商環境講，還是從資本的角度講，中國依然是全球最佳的投資「熱土」。